2020年5月1日，王丽在星美源医美医院(以下简称“星美源医院”)进行面部微整手术。手术过程中，因植入面部的硅胶假体存在严重质量缺陷发生破裂，导致王丽面部严重感染并面临毁容风险。该硅胶假体由佳美医疗器械公司(以下简称“佳美公司”)生产。

2020年5月15日，王丽面部剧痛，急需前往公立三甲医院进行修复手术，但王丽资金一时周转不开，无力支付高达30万元的修复费用。星美源医院明知王丽急需救命钱，便以此为筹码，提出只能立刻支付5万元作为“人道主义补偿”，前提是王丽必须签署《最终和解协议》，承诺放弃向星美源医院主张任何其他赔偿权利。王丽在极度危困且缺乏判断力的情况下，被迫签署了该协议并领取了5万元。2020年5月25日，王丽向律师朋友咨询后，明确知晓了该《最终和解协议》因对方乘人之危而显失公平，自己依法享有撤销权。但在随后的漫长治疗期内，王丽一直忙于面部修复，未提起诉讼。直到2021年8月10日，王丽面部基本修复完毕，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一是请求法院判决撤销其与星美源医院签订的《最终和解协议》；二是请求判令星美源医院与佳美公司连带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30万元。佳美公司抗辩称：自己与王丽之间不存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王丽无权直接向自己索赔。

2020年8月，王刚全款购买了一套商业用房(以下简称“商铺”)，但因其个人征信问题暂无法办理网签，遂与赵文强签署了《借名买房协议》，约定由王刚实际出资并享有该商铺的所有权益，而将该商铺暂登记在赵文强名下。随后，该商铺被依法登记为赵文强单独所有，但商铺一直由王刚实际占有、使用和收益。

2020年10月，赵文强隐瞒代持事实，以该商铺为自己向信达公司的300万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信达公司在办理抵押登记前，查阅了不动产登记簿，确认该商铺登记在赵文强名下且无其他权利负担，遂与赵文强签订抵押合同并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后赵文强逾期未偿还该笔借款，信达公司向法院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法院经审查，认为信达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裁定准许拍卖、变卖该商铺。

李国华与宏远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李国华垫资完成宏远公司的某处工程，宏远公司于工程完工后30日内向李国华支付工程款1500万元。2020年11月1日，李国华因为缺乏资金向王丽借款。王丽借给李国华1000万元，李国华向王丽出具借条，确认收到王丽借款1300万元，月息3%，2021年9月1日前归还。2021年6月3日，李国华再次向王丽借款200万元，并出具借条载明借款200万元，月息3%，未约定还款期限。

因李国华未按期还款，2021年9月1日，双方对2020年11月的借款本金以及利息进行结算，将利息转换为本金，李国华重新出具1张1000万元(还款日期为2022年1月30日)、1张300万元(还款日期为2022年2月25日)，共计1300万元借款金额的借条，均注明月息3%。2021年12月27日，信达公司向王丽出具《担保函》，载明“我公司愿意对李国华的人民币(本金)1500万元债务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22年9月27日，王丽起诉李国华要求偿还借款本金1500万元及利息，并要求信达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2020年11月1日借条中的1300万元金额应按1000万元计算借款本金，并从借条出具之日起计算利息。2021年9月重新出具的借条中，第2张300万元系“息转本”，仅支持200万元合法利息转化为本金，加上前期1000万元本金与2021年6月的200万元，认定总本金为1400万元。判决李国华向王丽偿还借款本金1400万元及利息；信达公司仅对2021年6月3日未约定还款期限的200万元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生效后，王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李国华没有履行能力。

宏远公司的工程项目完工后，宏远公司向李国华背书转让一张1500万元的电子汇票支付工程款。李国华持该汇票要求银行付款时银行拒绝承兑。李国华遂对宏远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宏远公司支付票据款项1500万元，或者判令宏远公司支付《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款1500万元。宏远公司向法院提出答辩意见称：

1.本案被告已经通过汇票方式完成了付款，原告应当根据《票据法》第61条的规定行使票据追索权，不能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提起诉讼。

2.本案票据追索权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告不能在同一诉讼中提出，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明确，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本案经法院组织调解，李国华与宏远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宏远公司于调解书生效后30日内向李国华支付工程款1000万元；李国华放弃其他诉讼请求。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

王丽认为李国华与宏远公司工程款纠纷一案的生效调解书损害其合法权益，遂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法院撤销该调解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