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文运法硕706题
文运法硕706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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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ki Studio 发布时间:2021-09-16 17:14:12

文运2022考研法硕冲刺必背706题A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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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706 张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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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1.中国传统法制的主要特征(2020增修)
背面:(1)法自君出,重权隆法。君主享有最高的立法权,决定法律的创制和变迁。法律也以维护君权为要务。君主和统治集团重视制定和运用法律,巩固政权稳定,维护社会秩序。(2)诸法并存,民刑有分。中国古代的法典编纂保持“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体例,但是在法律体系上,则是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即法律体系是由刑法、民事法、行政管理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构成的。(3)家族本位,伦理法制。法律维护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及其经济基础,历经数千年依然保持稳定。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的交融发展,成为传统法制的重要特征。(4)调处息争,无讼是求。无讼是中国古代法制建设的价值取向,调处是实现息讼、无讼的重要手段。调处息争适应封闭的小农经济基础的深厚地缘关系,依赖的是宗族势力和基层国家权力,凭借的是礼与法相结合的多种法律渊源,维护的是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形成了一整套的完备制度。
正面:2.中国法制历史的优秀传统(2020增修)
背面:(1)德配王命,民贵君轻。民本主义是中国古代法制与法文化的基础。传统法律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浓厚的民本主义色彩,如德主刑辅,注重教化;摆脱神判,重视证据;宽仁慎刑,爱惜人命等。(2)礼法结合,综合为治。礼法结合是中国古代法律最主要的传统;礼法相互为用,实现社会综合治理是中华法系最鲜明的特征。(3)体系完备,律例并行。中国古代法逐渐形成了以政典为组织法,以律典为基本法律,令格式为管理制度,并以廷行事、决事比、判例等为必要补充的完备体系。较好地解决了法部门分类,法效力层级划分的机制问题,并兼顾了法的稳定性和适应性。(4)以法治官,明职课责。以法治官是中国古代法制的悠久传统,其主要内容包括:明确官吏的职、权、责;规定官吏的行为方式与自我约束的机制;实行考选、考课、监察等一系列制度,促其奉公守法,为君尽责。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职官法不断充实完善,使官吏职责明确,有法可依,是古代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5)法尚公平,执法原情。先秦诸子在释法时,常以度量衡为比喻,强调法的公平。公平成为法律的基本价值追求。法尚公平不仅体现在立法的内容上,也讲求执法原情,达致天理、国法、人情的允协。
正面:3.中华法系(2021新增)
背面:(1)中华法系在文化精神和宏观样式上呈现出多元的特征,儒、墨、道、法各家都对中华法系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儒家尤甚,具有一贯性和包容性。正是由于中华法系在文化上的多源头,才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法文化,缔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制文明。(2)中华法系的形成与发展虽以汉民族为主导,但其他少数民族同样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是融合了各民族的法律意识与创造力形成的。(3)中国古代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宗法伦理关系,以及大一统集权政治制度,决定了中华法系具有以下主要特点:皇权至上;维护宗法伦理;引礼入法,法律不断儒家化;以刑为主,诸法并存固有的中华法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到西方法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进行大规模的修律,才开始逐步解体。
正面:4.中国国家和法的形成特点(2018增修)
背面:(1)古代法的起源与宗法等级制度紧密结合,具有明显的宗法伦理性质。中国古代法在形成时兼有国法和宗法的双重性质,既适用于各支宗族内部,又适用于整个国家。(2)古代法的起源主要是以“刑始于兵”和“礼源于祭祀”的形式完成。古代法制由礼与刑两部分组成,并始终贯穿礼刑并用的原则。(3)古代法的起源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为基础,商品经济不够发达。同时,家长权、族权和王权遮掩乃至湮没了个人权利,导致古代社会刑事、行政立法等公法体系发达,而私法不够发达。
正面:5.如何理解“礼”
背面:“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以及言行规范的总称。古代的礼有两层含义:一是抽象的精神原则,二是具体的礼仪形式。(1)作为抽象精神原则的礼,寓于具体的礼仪形式之中;具体的礼仪形式则以抽象的精神原则为指导。抽象的精神原则主要可归纳为“亲亲”与“尊尊”。所谓“亲亲”,是要求在家族范围内,人人皆亲其亲,长其长,每个人都应按自己的身份行事,全体亲族成员都应以父家长为中心。所谓“尊尊”,即要求在社会范围内,君臣、上下、贵贱应该恪守名分,所有臣民皆应以君主为中心。(2)西周时期的礼仪内容可分为五个方面,通称为“五礼”,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吉礼是祭祀之礼,古人认为祭祀鬼神、祭祀祖先能给自己带来福祉,故称祭祀之礼为吉礼;凶礼是丧葬之礼;军礼是行兵打仗之礼;宾礼是迎宾待客之礼;嘉礼是冠婚之礼。此外,还有“六礼”“九礼”之说,划分则更为详细。
正面:6.礼与刑的关系
背面:(1)礼与刑的关系几乎贯穿中国古代法制史的始终,西周时期两者的关系更为密切,可谓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上古法制的完整体系。(2)礼和刑的作用不相同,礼是要求人们自觉遵守的积极规范,侧重于预防;刑是对犯罪行为的制裁,侧重于事后的处罚。礼重视道德教化,刑着重于惩罚制裁。如道德教化不成,对于严重违礼的行为则要使用刑罚,即所谓“礼之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3)礼与刑的适用原则不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体现的是西周宗法体制下的等级特权制度,也是后世法律的重要原则所谓“礼不下庶人”,是指庶人“遽于事而不备于物”,即忙于生产劳动,不具备贵族的身份和礼所要求的物质条件,因而不可能按贵族的礼仪行事,礼也主要不是为他们设立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庶人可以不受礼的约束,任何越礼的行为都要受到惩罚,对庶人更是如此。所谓“刑不上大夫”,首先是指刑罚的目的主要不是针对贵族,而是防范和制裁庶人;其次是指贵族犯罪在适用刑罚上可以享有减免特权,一般犯罪能够获得宽宥。贵族若有严重犯罪,一般不适用肉刑;也可被放逐乃至赐死,但处死不在市朝行刑,以体现贵族“可杀不可辱”的尊严。
正面:7.西周主要刑法原则(2018增修)
背面:(1)老幼犯罪减免刑罚。西周时有“三赦”之法,幼弱、老旄、蠢愚,此三者主体除犯故意杀人罪外,一般皆赦免其罪。80岁以上的老人及7岁以下的幼童犯罪,可免予刑罚处罚。(2)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惯犯与偶犯在观念上已有所区别。过失被称为“眚”,故意即是“非眚”,惯犯被称为“惟终”,偶犯称为“非终”。西周有三宥之法:“壹宥不识,再宥过失,三宥日遗忘。这表明西周在定罪量刑时考虑到行为人的主观动机,是刑罚适用原则的重大发展。(3)罪疑从轻、罪疑从赦。西周时为保证适用法律的谨慎,防止错杀无辜,对犯罪事实有疑的案件,实行从轻处断或赦免罪责的原则。从赦的原则在司法审判中要经过“三刺”的程序。(4)宽严适中原则。西周在定罪量刑时强调宽严适中,罪刑相当。(5)因地、因时制宜。“轻重诸罚有权”“罚世轻世重”,即主张结合犯罪的主客观情势权衡量刑,不可一味地从轻或从重。(6)上下比罪。所谓“罪无正律,则以上下而比附其罪”,这是在无法律明文规定情况下的类推适用。具体就是“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7)同罪异罚。这是体现宗法等级制度的刑法原则。八辟丽邦法的规定,亦公开赋予特定身份者享受减免刑罚的特权,后世的“八议”制度即源于此。
正面:8.西周婚姻制度(2015年法学分析题)
背面:1.婚姻关系成立必须具备的条件(1)“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宗法制下,子女的婚姻大事须由父母主持,并通过媒人撮合,否则,婚姻便是不循礼法。(2)“同姓不婚”。古人认识到婚姻双方血缘关系的远近对于生殖健康的影响。后世的同姓不婚之禁多着眼于其宗法伦理意义,重在禁止同姓宗亲之间结婚。(3)履行“六礼”程序。一是“纳采”,即男家请媒妁向女家提亲;二是“问名”,即男方询问女子名字、生辰等,ト于宗庙以定吉凶;三是“纳吉”,即ト得吉兆后即与女家订婚;四是“纳征”,即男方派人送聘礼至女家,婚约正式成立;五是“请期”,即商请女方择定婚期;六是“亲迎”,即婚期之日新郎迎娶新妇。2.西周婚姻关系解除的条件西周关于婚姻的解除,有“七出”“三不去”之规定。(1)所谓“七出”,是指女子若有下列七种情形之一,丈夫或公婆即可休弃(单方面解除婚约):“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2)已婚妇女若有下列三种情形则可以不被夫家休弃,即所谓“三不去”:“有所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三不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休妻的限制,但根本上是出于维护宗法伦理道德的需要。
正面:9.“五听”的内容
背面: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西周总结出一套“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的经验,即运用察言观色进行审讯,以判断当事人陈述的真伪。“五声”亦即“五听”,其具体内容是: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即观察当事人的言语表达,理屈者则言语错乱。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即观察当事人的面部表情,理屈者则面红。三日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即观察当事人的呼吸,无理则喘息。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即观察当事人的听觉,理亏则听语不清。五曰目听,“观其眸子,不直则眊然”,即观察当事人的眼睛与视觉,无理则双目失神。“五听”是通过观察被讯问者的感官反应以确定其陈述之真假,虽然近于主观,但比起夏商的“神判”显然前进了一大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审判心理学的萌芽。周以后历朝的司法实践都沿用了“五听”。
正面:10.公布成文法的历史意义(2017年增修)
背面:春秋时期公布成文法是中国法律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其意义在于:(1)首先,公布成文法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控制的新型方式,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信条,结束了法律的秘密状态,使法律制度逐步走向公开化,开创了古代法制建设的新纪元。(2)公布成文法在客观上为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为罪和刑对应的成文法典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也为各种新型社会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3)春秋时期公布成文法,开辟了一种全新的集权制的统治模式,为战国至秦统一时期“法治”取代“礼治”拉开了序幕,也为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积累了经验。
正面:11《法经》的特点及其地位
背面:1.《法经》的特点(1)在篇目结构上,《法经》共有六篇:《法》贼法》网法》捕法》杂法》具法》(2)在内容上,以惩治盗贼为首要任务,反对旧贵族的等级特权,体现重刑主义精神。(3)体例上,出现了先开列罪名再规定刑罚的罪刑法定倾向;相当于法典总则的《具法》列在最后且适用于其他各篇。(4)《法经》规定了各种罪名、刑罚及相关的法律适用原则,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其基本目的在于维护国家政权和保护私有财产,全篇贯彻了法家“轻罪重刑”的思想。2.《法经》的地位(1)《法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成文法典,在中国立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2)《法经》是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重要成果,是战国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3)《法经》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法经》六篇为秦、汉直接继承,成为秦、汉律的主要篇目。
正面:12.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2019年修改)
背面:(1)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影响最大、效果最为突出的社会变革,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其他诸侯国的改革。(2)变法在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等方面推行全面改革,使秦国从一个西疆小国发展成为国力强盛、制度先进的大国,为灭六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史学家所言:“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3)商鞅通过改法为律,使得秦律成为秦国的主要法典,其内容比较系统、完整,适用范围较为广泛,并且保持相对稳定。从此以后,律成为中国历朝历代的主要法典。(4)由此可见,商鞅变法这种承上启下的作用使中国法制传统和特色得到了延续和传承。
正面:13.秦朝的主要法律形式(2012年法学分析论述题涉及)
背面:(1)律。律是秦朝法律的主体,是通过正式立法程序制定、颁布、实施的法律条文,具有稳定性、规范性与普遍适用性。(2)令。令是皇帝针对某些具体事项临时发布的命令,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3)法律答问。是对法律条文、术语、律义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因采用答问的形式,故称为“法律答问”(4)封诊式。是司法机关有关审判原则、治狱程式以及对案件进行调查、勘验、审讯、查封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和文书程式,包括了一些具体案例。(5)行事。是司法机关判案的成例(判例),在律文无相关规定时,可作为司法实践中同类案件判决的依据。(6)除上述几种外,秦朝的法律形式还包括课、程等。
正面:14.简述秦朝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2018增修、2012年、2013年法学分析题)
背面:(1)以身高为刑事责任标准。秦律规定,未成年者犯罪,不负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处罚。规定男六尺五寸、女六尺二寸为成年人,达到此身高者开始负刑事责任,否则不负刑事责任。(2)区分故意与过失。秦律中故意称为“端,过失称“不端”。故意犯罪处刑从重,过失犯罪处刑从轻。(3)盗窃按赃值定罪。对侵犯财产的盗窃罪根据不同等级的赃值,分别定罪。一般赃值少的定罪轻,赃值多的定罪重。(4)共同犯罪加重处罚。即在侵犯财产罪的处罚方面,两人或两人以上实施的犯罪较个体犯罪加重量刑,五人以上的共犯为重大犯罪。(5)累犯和教唆犯罪加重处罚。犯罪被处刑后再犯罪以及教唆未成年人犯罪者,加重处罚。(6)自首减轻处罚。秦律区分“自出”“自告”与“得(捕获)”,“自出”“自告”等自首者从轻。秦律规定,凡携带所借公物外逃,主动自首者,不以盗窃论处,而以逃亡论处。若犯罪后能主动消除犯罪后果者,可减免处罚。(7)诬告反坐。秦律规定,故意捏造事实陷害他人者,即构成诬告罪,按所诬罪名对应的刑罚,对诬告者处罚。(8)连坐原则。秦朝延续商鞅时期的连坐制度,未实施犯罪行为,但因与犯罪者有某种关系而受牵连入罪者,极为普遍。连坐制度在最大限度内把各种危害国家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政权的稳定有重要作用,但也容易激化矛盾,造成潜在的危险。
正面:15.汉朝的法律形式(2019年修改)
背面:两汉时期,以律、令、科、比为主要的法律形式。(1)律,是汉代的基本法律形式,包括以刑事规范维护的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成文法,如前述汉律60篇以及《左官律》《酎金律》《上计律》等大量单行法律。(2)令,是皇帝随时发出的诏令或者由臣下提出经皇帝批准的立法建议,涉及面广,法律效力高于律,是汉朝重要的法律形式。令可以起到增补和修改的作用。由于诏令的发布往往比较任意,其数量不断增多。武帝时廷尉杜周说:“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表明律和令都是君主意志的体现。(3)科,从“课”发展而来,是律以外规定犯罪与刑罚以及行政管理方面的单行法规,也称“事条”“科条”。至东汉,大量种类繁多的科条,造成“科条无限”的混乱局面。(4)比,又称决事比,是指在律无正条时比照援引典型判例作为裁断案件的依据。由于比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故被广泛应用,至汉武帝时仅“死罪决事比”即达一万三千余条。由于比的方便与灵活,数量极多又缺乏严格的整理统一,以致“罪同论异”,奸滑之吏于是上下其手,“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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